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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之后，他们都品尝到了无尽的屈辱和沮丧。

    李白，这座中国诗歌的高峰，作为盛唐这个时代的象征，不仅因为他的诗歌豪放飘逸，更是因为他那种风流傲岸的性格，“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的姿态。自古以来，人们就津津乐道于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磨，李白醉书退蛮夷的情境中，只有这种气度，才配得上“诗仙”这个称呼。

    可是这样的故事，显然太富于传奇，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翻阅《新唐书·高力士传》，里面对高力士的记载是“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为翁”，而唐玄宗本人则“或不名而呼将军”。对这样一个太子称兄、王子公主称翁，而皇帝又不直呼其名的显赫人物，初到长安的李白，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羞辱他呢?如此的做法，只会显得李白这个人情商太低，甚至根本不会与人交往了。

    所以天宝三载前，李白只在长安做了短暂的“翰林待诏”，在认清自己只是宫廷的玩物后，李白带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愤懑离开了长安。

    杜甫曾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诗句来总结自己心酸的日子，

    高适也曾写过“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来描述自己的经历，在他干谒于长安的日子里，最难的时候，他甚至做过乞丐。

    高适出身名门渤海高氏，渤海与女真人同源，所谓“女真渤海本一家”，爷爷高侃是大唐名将，42岁便功成名就，获封平原郡开国公。

    高适本想凭“高家枪法”和高家昔日威名，给自己搏个出身，可权贵都觉得高家久已衰落，扶持高适不能得利，拒绝帮助。好容易遇到重大机会——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要来看表演，玉真公主深得唐玄宗喜爱，她推荐人必受重用。可让高适难堪的是，“高家枪法”是为实战而设计的，并不是舞蹈，玉真公主觉得很乏味，只说了一句“挺吓人的”，便忽略了过去。

    相似的苦闷让三个人更加贴近，三人“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他们在梁州怀古，在宋中喝酒，登吹台赋诗，入孟诸泽打猎……玩得非常痛快。后来的很多年里，杜甫都在不断地怀念这次旅行，写了好几首诗来记录它。高适与李白也都为此次旅行写了诗。建功立业的理想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的脑海，即便在感慨游玩的畅快时，李白也不忘以一句“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来结尾。

    很多年后他们才明白，这种“求而不得”的阶段，才是他们此生最美好的时光。等到得到了，他们就不再拥有自己了。

    旅行结束后，三人分道扬镳，各自踏上汲汲营营之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在他们年老之前，社会为这些梦想济世安邦的才子们开启了另一道门——入幕。

    李白去过一次范阳，也就是幽州地界，这里是安禄山的大本营。李白看到安禄山非常飞扬跋扈，因此认为这个人的野心十分大，不会甘心做一个节度使，肯定会造反。离开之后，李白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幽州胡马客歌》.“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写出了安禄山在当时十分嚣张，“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则说出李白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国家会因为他而遭受祸乱。

    不过李白既然早就发现安禄山要造反，为什么不告诉皇帝呢?其实李白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安禄山是唐玄宗身边的大红人，之前那些说安禄山图谋不轨的人都被唐玄宗缚送范阳听其究治，前车之鉴还在，这个时候他敢说安禄山想造反吗?

    李白面对这样的局面只能选择逃避，他每天寻仙问药，希望逃避世间的混乱。

    高适决定走爷爷当年的路，到边关投军，可名将王守珪更想让高适当文书，他不关注手下士兵的死活，只信任胡将，安禄山便在他的手下日渐坐大。当高适九死一生回到军营，却发现王守珪正在营帐中沉迷歌舞。他愤怒地写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句，然后愤然而去。

    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带领心腹仓皇西奔，不久李亨在灵武称帝，大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局混乱，藩镇和诸王获得了比原来大得多的权力，他们纷纷招募人才，发展势力。高适放弃刚刚得到的鸡肋般的基层小官，加入哥舒翰的幕府，由此踏上发达之路。李白在避乱一阵之后，得到了永王李璘的征召，追随李璘讨逆。杜甫则在长安陷落后被困城内一年，然后逃奔灵武追随朝廷。

    怀着同样的理想，上了不同的战车，从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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