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可能。
大宋厢军要干的活儿本来就多，剩下的那些厢军绝对完不成差事，最後还是得保丁顶上。
怎麽着？在面前一堆活儿要干的情况下裁撤编制，裁了编制之後再招低价的临时工？
临时工的忍耐也是有限的好吧。
“苏大人说的是，即便要裁撤军队，裁撤军队省下的那些钱也要花在保丁身上，不然保丁无法生活，民间的治安依旧得不到保障。”胡宗愈好歹在司农寺待了那麽长时间，不说有多精通基层政务，该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的大差不差，“吕大人，这保甲条制疏漏太多，我和苏大人一致认为还得请王相公再慎重些。”
总之一句话，他们觉得不行。
吕惠卿沉思片刻，感觉他们俩的话也有道理，“这样，我们一起去找王相公，免得我转述过程中有哪儿出错。”
苏景殊顿了一下，幽幽擡眸，“我还想问呢，为什麽这个条例出来之前司农寺没有听到半点风声？”
“别说你不知道，我也是今儿早上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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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吕惠卿回道，“王相公先前只是提过几句裁军，当时还有韩相公、富相公等人在，我以为他们只是闲谈，没想到王相公那麽快就拟了个章程出来。”
苏景殊顿了一下，好险一句“用脚拟的”没有说出来。
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再缠着吕惠卿也没用，于是三个人直接带着写满标注的公文去找王安石。
这个点儿政事堂人来人往，几位相公都在衙门忙活，最近又到了民间还青苗钱的时候，之前青苗法只在京东、河北、淮南三路试行，今年则是推行到全国，因为不确定新法到地方会不会水土不服，朝中官员比最开始试行青苗法的时候都紧张。
王安石身为主持新法的参知政事自然也会关注青苗法，只是青苗法已经过了试行阶段已经不需要太紧张，他更期待接下来即将推行的新法。
不管他有多少想法，官家支持他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富国强兵。
如今新法已经步入正轨，是时候想法子解决军中的弊端了。
先前在淮南两浙等六路主持均输法的薛向薛大人也战绩颇丰，今春推行均输法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东南九路。
朝廷根据年景收成的变化折钱购买相结合省下一大批钱，东南百姓免了运输的劳役，需要上供的物资也少了许多，除了囤积居奇的大商人不高兴，均输法推行之後上到朝廷下到民间可谓是皆大欢喜。
薛向用实力证明他们的均输法和汉唐旧法不一样，汉唐旧法是为了敛财，他们的均输法却是在实实在在的为东南百姓减轻负担。
那些为了钱往死里欺压百姓的大商人还有和大商人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的官吏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他们的意见不重要。
要麽老老实实弃恶从善，要麽就当心点别撞到他手里，看不到的地方他管不着，看得到的地方就依律行事该抓抓该罚罚。
朝廷总是说不能与民争利，官不与民争利是为了保护百姓，不是为了让那些商人横空出世吃得膀大腰圆。
因为薛大人的政绩过于显着，官家破例让他晋升天章阁待制。
大宋的殿阁很多，衆多殿阁同样也承担了给文官命名的责任，比如XX殿学士XX阁学士，衆多殿阁之中，天章阁的地位很特殊。
在天章阁建立之前往往是给已故的帝王建殿阁来记录皇帝的功绩和御用之物，殿阁里多藏有书籍和图册，而且会配备相应的学士、侍郎以及其他官职。
最初这些殿阁并没有建在皇宫，直到真宗皇帝时开始在宫城内兴建诸阁，龙图阁就是他特意为太宗皇帝建立的，表面上是为了宣扬先皇的功德，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是真正想宣扬的事他自己的功德。
果不其然，真宗皇帝在世的时候就下令开始修建天章阁，殿阁不为前朝皇帝所设而是为了标榜自身，这也是开先例的做法了。
真宗在位时天章阁的地位很高，到仁宗皇帝继位又进一步拔高天章阁的地位，不仅在天章阁设立讲书官来为後人讲解御书，还将天章阁作为制定朝堂政策的场所之一，当年范文正公推行新政君臣便是在天章阁内商议。
旁的殿阁只用来藏书藏物，只有天章阁不光设立了讲书官还作为皇帝召见心腹大臣的场所，那地方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早在仁宗年间，天章阁就在数次翻新之後成为宫禁诸阁之最，甚至有“奉金楼阁”之称，天章阁待讲、天章阁召对这些挂着天章阁前缀的称号向来抢手，毕竟加了这个称号就是半步踏进政事堂，想不心动都难。
以薛向的资历本不足以晋升天章阁待制，但是他在东南六路的政绩实在太出衆，所以官家破例让他晋升朝中也没人说什麽。
发运使司的活儿看着简单，好像谁上谁都行，真上了才知道他们都不行。
薛向回京，王安石再添一助力，如今干劲儿更胜以往。
募役法要变的是役法，兵役也是役，保甲和募役同时推广完全可行。
苏景殊他们仨找过来的时候老王正在琢磨募役和保甲能不能整合到一起，军队的战斗力是官家的心病，也是大部分朝廷重臣的心病。
本朝募兵制的养兵成本比之前的朝代高很多，但是汉唐的兵能远征朔漠，大宋的兵却连守城都难，对比起来、算了、压根就不能对比。
其实无论是他还是先前主持新政的范文正公都更推崇唐初的府兵制，可惜没有田制和税制做保障想恢复府兵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只能另外找别的法子。
大宋建国之前，周世宗曾在京城附近推行过团保制度来维护地方治安，一户犯罪连累一村，制度一出成效斐然，可见连坐对民间的威慑力比单纯的律法要高。
仁宗年间西夏屡次来犯，范文正公在西北时曾招募乡兵屯田，西北边境的无主土地很多，那些号为弓手的乡兵平时种地战时出征，无论是戍边还是开荒都颇有成效。
之後十几年里，西北边地大力发展乡兵，除了弓手之外还有义勇、番兵、强人、保毅等诸多番号，其中番兵的兵力甚至超过十万，作战时比正儿八经的军队都生猛。
奈何边境的无主土地有限，朝廷不能无限度的发展乡兵，而没有土地的支持，以朝廷给乡兵的待遇也不足以让他们一心为朝廷效力。
毕竟禁军才是大宋赖以作战的军队，别的无论是什麽军队待遇都不能越过禁军。
王安石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他的保甲条例可以暂时应个急。
西夏内部争斗激烈，闹的太狠必定会侵扰大宋，先把西北的局势稳定住，然後再琢磨怎麽合理的削减军队数量。
苏景殊：……
听完他们家王叔父的想法，他只想说：应急的法子有很多种，实在缺钱的话可以挑几个幸运儿抄抄家。真的，抄家都比推行保甲靠谱。
第212章
*
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多年，他拟定的条例基本上都在治下试行过，而且成效很好，不然他也不会想着把那些法子推广到大宋其他地方。
可是有一点他总是会忽略，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和他比。
虽然他觉得很多事情轻轻松松连脑子都不用动是个人都能干，但是他以为的他以为并不是他以为，那些事情并不是来个人就能干，能轻轻松松将政策完美执行下去的官员是凤毛麟角不是路边的大萝卜。
要是人人都能跟他一样能干，大宋还能乱成这个鬼样子？
苏景殊深吸一口气，他感觉老王最近有点飘，偏偏新党的核心成员对他都盲目崇拜，他说什麽就是什麽，顺着老王的思路想下去哪哪儿都好，根本不考虑他们还有失败的可能。
老王的想法的确挺好，如果全天下都能按照他的想法听命行事，不出五年大宋就能达到传说中“天下大同”的境界。
天下大同，这是《礼记》中提到过的概念，概念提出来了一千多年，中间明君贤臣出现了那麽多轮也没见哪朝真正出现过“大同”。
别的不提，就这个《畿县保甲条制》，但凡这玩意儿先拿给政事堂其他人看看都送不到司农寺去。
边疆地区不太平可以全民皆兵，可这儿是京城，哪儿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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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都这麽干的？
别说现在开封府是政治中心，就算是後世落魄成那个样子，让河南人民放弃种地转而进行全民军事训练都能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放到大宋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敌军已经打到京城附近，真正该加强训练的是禁军而不是百姓，如果敌军没有打过来，那就更没有理由去折腾百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东南一带的粮食供应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说中原这边的地都是白种的，京畿一带的百姓也要种地交税为京城发光发热。
老王你清醒一点！这里是京城！不是随时都可能打起来的边境线！
听说隋唐时劳役、兵役太重，百姓甚至不惜砍掉手脚来躲避征戍，还管残疾的手脚叫福手福足，大宋暂时没有自断手足来躲避徭役的情况发生，但是徭役的繁重程度要是在上一层楼的话，民间会不会出现福手福足就说不准了。
大宋在对外战事上没法和以前比，难不成要在徭役的繁重程度上弯道超车？
叔，您真觉得这麽干可行？
苏景殊和王安石据理力争，拿着他标注的密密麻麻的公文一条一条的说他为什麽觉得不行。
吕惠卿和胡宗愈来时都想着他会先把公文交上去然後再开始说，没想到王安石那边刚说完这边就开始逐条反驳，看架势感觉说不到一起去就要动手。
俩人对视一眼，默契的凑近一些好以防万一。
不知道为什麽，总有种条例司还在时苏子由当堂驳斥新法的感觉。
紧张.jpg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很正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苏景殊有他的想法，王安石也有他的用意，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容，动静大起来後很快把其他房间的官员吸引了过来。
王安石是个奇人，官场同僚很多时候都不理解他的想法，以前经常有人到他跟前和他辩论，自从条例司推行的几条新法都显出明显的成效後便很少再有人到衙门堵人。
理解不了王安石的想法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老王的问题，事实证明王安石还是有点东西的。
朝臣平时各种明争暗斗，但也不是非黑即白，不管怎麽说他们都希望大宋能变好，如果能一直按照这个节奏往下走，他们也不是不能支持王安石。
好长时间没见过有人来找老王吵架，这次是谁？
年前司马光已经自请外放去了西京，范镇则是辞官回乡提前退休，反对派的两个领头羊都不在京城，最近的确消停的让他们有点不习惯。
政事堂设于禁中，堂下有舍人院负责撰拟诏旨，还有孔目、吏、户、兵礼和刑五房分曹处理事务，囊括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大部分职权。
宰执的议事办公处在政事堂的正厅，不过所有的宰相副相都不喜欢办公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盯着，所以平时都各有各的办公场所，只有在议事的时候才去正厅。
王安石那屋动静太大，不多时旁边几个房间都派人出来打探，知道里面是谁在老王吵後都惊了一下。
里面的是苏子安？
他们在吵什麽？
韩琦准备亲自过去听听，走到门口看到老夥计失笑一声，看来好奇的不只有他自己。
政事堂这两年的人员变动很大，宰相曾公亮因反对新法外放，参知政事赵卞因为反对新法外放，三司使唐介升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韩绛参与募役法的制定也兼任参知政事，衙门里的人来来去去没断过，只有韩琦富弼这两位老臣一直稳坐中枢。
两位老臣在庆历年间都是推进新政的激进派，可惜上次的教训太过惨痛让他们一度不敢再承担任何风险。
大宋是一艘破破烂烂的船，这艘破船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继续航行，掌舵人可以修复船体，但是修复船体有失败的可能，且失败的可能还很大。
要麽什麽都不管继续破破烂烂，要麽就承担起修复失败沉入水底的风险来博成功的可能。
他们年纪大了，没有年轻时候的干劲，比起博那把成功的可能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好歹大宋还在，大开大合的变革的话谁都不知道情况能坏到什麽程度，所以前几年官家让王介甫主持新法他们才会不停的挑刺。
他们的魄力比不过年轻人，但是基层治理经验比年轻人丰富，说他们因循守旧也好说他们胆小懦弱也罢，朝堂上的争权夺利比变革更可怕，要是这次新法再走上次的老路变成党派之争那还不如不推行。
他们相信大部分朝臣都希望大宋变好，但是当局者迷，真到了那个地步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怎麽说呢，他们失败是应该的。
王介甫要干的事情比他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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