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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就将第6师师长林九顺安排为军长，接受日军投降。

    这一天，也是孙义成到达曼德勒的时间，因为他要在明天，也就是十月三日，前往新加坡，跟蒙巴顿一起，接受日本南方军司令部的投降。

    这是孙义成紧急从重庆飞回的第二个原因。

    十月三日，清晨的新加坡，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咸腥味与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闷。市政厅的白色大理石台阶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仿佛在无声地等待着一场历史性的落幕。

    几辆黑色小轿车从远处缓缓驶来，车辆上悬挂着日本旗帜。最前面的小汽车上，日本南方军第7方面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坐在黑色轿车后座，双手紧握着军刀的刀柄，眼睛有时也将它看一遍，眼光里全是不舍。

    因为再过几个小时，这把跟随他征战了数年，砍下无数人脑袋的武士刀，将不再属于他，而是作为投降的象征，缴给盟军指挥官。

    车窗外，曾经被日军铁蹄践踏的街道上，盟军士兵荷枪实弹地巡逻着。这些士兵里面，既有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也有黑发黑睛的亚洲面孔，其中还夹杂着头包大围巾、留着大胡子、身上脏兮兮的印度士兵。

    看到印度士兵的身影后，板垣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厌恶的神情了，这是他自从上车后眼睛第一次看外面的东西时有了感情色彩的变化。说实话，同为亚洲人，板垣是真看不起怪兮兮的印度人。

    车子靠近市政厅附近，两侧站岗的士兵不再有英印士兵的身影，全部是黑发黑睛的缅甸士兵。和懒散的英印士兵不同，缅甸士兵精神抖擞，军容严整，他们的眼神里没有胜利者的骄纵，只有历经战火后的疲惫与警惕。

    板垣的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弧度--三年前，他作为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在马来半岛长驱直入，何等意气风发；如今，却要以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全权代表身份，来签署投降书。

    寺内寿一称病不出，不过是不愿面对这耻辱的时刻罢了。这位曾在1941年11月被裕仁天皇钦命为南方军总司令的陆军元帅，麾下曾统辖11个师团25万人，横扫东南亚，将南方军总部先后设在新加坡、菲律宾与西贡。

    日本宣布投降后，寺内虽不得不命令全军“承诏必谨”，但骨子里的军国主义傲气让他无法接受亲手签署降书的羞辱。此时的他正躲在西贡的日军总部，以“健康原因”为借口，把这背负千古骂名的任务推给了板垣。

    轿车在市政厅门前停下，板垣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身后跟着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中将、第18方面军司令中村明人中将、28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中将、第三航空军司令木下敏中将、第十方面舰队司令福留繁海军中将、第二南遣舰队司令柴田弥一郎海军中将等六名高级将领。

    他们的军靴踩在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葬礼敲起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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