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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幻文学界对外交流的开始。1979年，新浪潮科幻流派主将，英国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Brin W.Aldiss）随“英国名人访问团”访问中国，受邓小平接见。奥尔迪斯曾经想寻找中国科幻作家交流，未果。八十年代初，叶永烈通过上海大学一位叫史密斯的外教，与世界科幻协会建立联系，并成为其第一个中国会员，后来还被选中为世界科幻协会八位理事之一。经他推荐，共有十位科幻作家进入该组织。1983年，美国科幻小说协会作家团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上海，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AHeinlein）随团与几位中国科幻作家见面。
在人员交往的基础上，外国科幻界和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欧美各国都有中国科幻小说选出版。美国出版的《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文学》一书，还用五万字的篇幅评论了当时的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德国、英国、苏联都有研究中国科幻文学的文章发表。日本科幻界更于1980年成立了“中国科幻文学研究会”，由中文教师岩上治主持。
受蒸蒸日上的发展形势所鼓舞，大陆科幻作家们酝酿成立全国性组织。1980年初，一些科幻作家便拟筹办“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这个动议后来没有实施。1982年8月，在中国科幻面临外界压力的时候，以童恩正为首的十二名科幻作家联名在《文谭》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抵制对科幻小说不加分析的无端指责。1983年，童恩正、尤异、叶永烈、王晓达、刘兴诗、宋宜昌等十一名科幻作家再次撰写联名信，名为《对于当前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和评论几点看法》。该文当时未曾发表。这两封信对当时加诸中国科幻小说上的种种指责，如“逃避主义”、“灵魂出窍的文学”、“反科学”、“伪科学”等等，进行了坚决的反驳。
这两封联名信的出现，以及当时面对外界批判，科幻作家们紧密团结，互相支持的大量事实，是中国科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科幻作家已经具备了充分的自我意识，对科幻文学这个艺术体裁的命运，对科幻创作的前途，和自己身为科幻作家的使命，都有了充分自我认识。也标志着中国科幻界形成了有凝聚力的小群体。
1984年，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科幻作家们又联名致信中国作家协会，请求在中国作协下面成立“科学文艺委员会”。中国作协书记处原则同意，但由于中国作协下面的一级组织过多，建议科幻作家们把这个委员会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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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委员会”下面。但科幻作家们惟恐此举会使外界误将科幻文学视为儿童文学的一部分，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时至今日，在主流文学界里仍无全国性的科幻作家专业组织。
与人们通常的理解相反，以“幻想”为特色的科幻小说从来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打下了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比如，“向科学进步”这个口号出现在不知多少部作品里。科学进步决定一切，成为许多小说隐含的主题。而环保思想在当时还是个异类。比如在《水下猎人的故事》（肖建亨著）里，出现了“水下手榴弹、超声波猎枪、压缩空气枪、单人潜艇”等一系列的发明。而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杀死海洋生物！在当时，作者对此持歌颂态度。而在今天，这类故事恐怕要受到环保主义者的严责。
至于对市场经济的描写，就是连萌芽都没有出现在那时的科幻作品里。在《战神的后裔》中，作者描写火星改造工程，在技术细节上几乎面面俱到。但这么一个长期投入却无产出的工程，到底由谁投资？怎么能够支撑下来，作者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只要技术上有需要，总会有足够的资金，足够的人力物力涌到火星基地上。在《神秘的信号》中，作者尤异描写了太空城“张衡号”，称它是一个“容纳一万多人的超现代化的城市”。但这么一座城市，竟然是靠义务劳动建筑的！
另外，冷战的阴影也融入期间。当时，中美靠拢抵御苏联，这个国际背景不仅出现在《珊瑚岛上的死光》里，也出现在《飞向人马座》、《神秘的信号》、《台风行动》等许多代表作中。“北方某国”成为一致的反面角色。在《神秘的信号》中，作者甚至以苏联科学家日记的形式，具体描写了当时苏方的反华宣传。同时，美欧各国人士在当时的作品里，如果不是朋友的话，至少是中立的。在《神秘的信号》结尾处，作者甚至以主人公的名义大声疾呼，批评美国当时对苏联的缓和、裁军政策。相比之下，象《祸匣打开之后》这种从全人类角度立意的作品，在当年还属凤毛麟角。
第三卷：中国科幻文学史 第五章：辉煌的早春时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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