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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冯尼戈特的《五号屠场》等。当然，在纯文学界和科幻小说界都被视为经典作品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一九八四》、《美丽的新世界》更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纯文学作家创作科幻小说或借用科幻式的题材、手法，主要是看中了科幻文学的表现力，即它可以表达现实主义文学难以表现的人性问题或社会问题，但又不归于荒诞小说或鬼神小说，能为现代社会受过科学教育的读者所接受。

    中国“主流”文学家在这方面也作过一定的尝试。三十年代，作家老舍创作的《猫城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小说在科幻构思方面表现的水准基本接近当时美国黄金时代的水平。

    九十年代以后，大陆纯文学作家相继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或科幻色彩的小说。其中最出色的是部队作家乔良的《末日之门》。讲的是二零零零年，世界局势动荡不定。中、俄、印、日相继卷入大战。末日之门是一群国际恐怖分子制定的以网络为目标的计划。在该作品发表时，因特网刚刚进入中国，《末日之门》成为最早的网络小说的典范。

    另一位部队作家朱苏进也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如《绝望中诞生》、《四千年前的闪击》等。《四千年前的闪击》讲的是一个科学狂人痛感现代人类萎缩退化，遂带着部下到北极圈内找到一具远古人类冰冻的尸体，取其尚有生命力的精子培养“优秀人类”。结果这个后代拥有原始人的记忆和野性，最终不得不派特种部队予以消灭。

    以深入描写社会现实为特色的当代作家梁晓声也创作有科幻色彩的作品《浮城》，描写一个沿海城市与大陆断裂后，城内几百万人的处境。其科幻构思颇似日本著名科幻小说《日本沉没》。

    当然，以上这些例子在文学界并没有成为潮流，但它们的出现至少说明，不光是科幻文学需要走向主流文学，主流文学也需要从科幻文学中汲取营养。

    科幻史上，如何调整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一直是科幻界内部广泛争论的重要问题。“多年来，西方主流文化的拥护者一直对科幻文学冷眼相看，这是因为科幻文学在描述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过程中，无法全力以赴地满足对主流价值观的阐述。GKLEIN认为，只是在60年代之后，当‘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精英之后，少量科幻小说才在西方逐渐获得的较高的评价。而在中国，文化精英中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知识分子上千年来从来没有成为过主流，在一个没有科学思维传统，习惯于道德思维的文化里，以科学和探索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怎么可以成为主流的一员？”（吴岩《理论与中国科幻的发展》《转引自９７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论文集》）

    从这一现实出发，科幻作者们不得不经常面对如何调整与主流艺术界的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形成了下面四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科幻文学自有其特性，与主流文学全无关系。张系国便认为，科幻小说应该自觉地与主流文学划清界线。……这可以说是科幻小说家的“堕落”，企图占有主流的地位，所以才想要改这些名词。这“堕落”是反面意思，由次文化“堕落”回主文化去，对次文化本身的成员来讲，是一种倒退，甚至是种离“经”叛“道”现象。转引自黄海《最后的乐园》前言，台湾红狐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张系国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取消科幻小说自身特质的倾向的否定。“……一个小说家不能没有自觉的创造。他必须依内在的标准，全心投入创造，而不是去迁就另外一个标准，这样写出来才会是好小说。举例来说，写《沙丘》的赫伯物，他的小说写得不错，可是后来写《沙丘神帝》时，虽然文学界一片叫好，科幻小说迷却看也不看，因为里面卖弄文学，讨好蛋头学者们。”（《台湾科幻小说大全》485页）

    这种观点的产生，部分原因是因为主流文学对科幻文学长期漠视引起的反感；部分是因为相当一批科幻作者确实与主流文学全无关系。他们产生于广大的科幻迷阵营，创作伊始就主要从前辈的科幻作品中汲取营养。并且，科幻文学创作中的许多问题无法用现有的主流文学观念去衡量，去理解。他们确实有某种“自给自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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