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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星瑶说：“这件事不好说，或许是他帮人调查的吧。”
楚德平嗯了一声，但显然不信这个说辞。
“京城顾家确实没有顾砚这号人物。”
“顾家三兄弟曾经都下过乡，当过知青，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楚星瑶又问：“那爸爸，他们当初都是去哪里当的知青？”
听了这话，楚德平做出一副思考状，仿佛在回忆几十年前的过往。
“老大顾承钧应该去的黑江省，老二顾承泽去的陕北省，至于老三顾承霆，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可以确定三兄弟都是......
贺时年站在窗前，指间夹着的烟早已燃尽，灰烬垂落半截，却未察觉。窗外月光清冷，映在玻璃上，叠着屋内暖黄的灯影，像一层薄而脆的釉。他缓缓吐出最后一口烟，雾气散开，又迅速被夜风卷走，不留痕迹。
他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暴雨夜发高烧，浑身滚烫，意识昏沉，母亲背着他在泥泞小路上狂奔三公里去镇卫生所。雨水混着汗水从她鬓角淌下，浸透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后背湿透处紧贴着他滚烫的额头。他迷糊中听见她喘息声粗重如牛，却一遍遍低声哄他：“别怕，妈在，妈在……”到了卫生所，医生皱眉问孩子爸呢？母亲只顿了一秒，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天气：“他早走了。”医生没再问，开了退烧针，母亲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在药房窗口前数了三遍才凑够。那晚他躺在病床上，看见母亲坐在床沿，借着走廊昏黄灯光缝补他撕裂的裤脚，针线穿过布面，一下，又一下，细密而沉默。她从未在他面前掉过一滴泪，可那一夜，他烧得糊涂，却分明听见她压着喉咙的呜咽，像被棉絮堵住的风声，断断续续，却钻进他骨头缝里。
贺时年闭了闭眼，指尖无意识掐进掌心。
父亲——这个词汇于他而言，从来不是血缘的锚点，而是一道被反复填埋又悄然渗血的旧疤。母亲贺晚勤的“早逝”说法，他信了二十年。不是因为笃定，而是因为不敢深究。一个连名字都未曾留下的男人，一段被刻意抹平的来路，一种近乎仪式感的缄默，共同筑起一道墙。墙内是母亲单薄却坚硬的脊梁，墙外是他整个少年时代对“家”的模糊想象——没有合影，没有书信，没有只言片语的遗物，甚至连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都未曾出现过。他曾经翻遍家里所有木箱、铁皮盒、搪瓷缸底，连夹在旧课本里的干枯槐花都抖落出来，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与“父亲”有关的实体印记。
可彭亮的话像一把锈迹斑斑却刃口锋利的钥匙，猝不及防捅开了那扇尘封的门。
“当时和你母亲一起返程的，有另外一个男人。”
返程？1979年12月。知青返城潮正汹涌，宁海县到西宁县的绿皮火车挤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车厢顶上堆满蛇皮袋、搪瓷盆、破藤椅。母亲那时二十三岁，刚结束两年插队生涯，瘦得锁骨凸起，手指关节因常年握锄头而粗大变形。她凭什么能和一个“男人”同行？是顺路搭伴？是组织安排？还是……别的什么？
贺时年转身回到书桌前，拉开最底层抽屉，取出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已磨得露出褐色纸板，边角卷曲，是母亲生前用过的。他轻轻翻开，纸页泛黄酥脆，字迹是清秀工整的钢笔字，墨色略淡，却力透纸背。这是母亲的日记本，也是他唯一拥有的、属于母亲的私密文字。他只敢在母亲去世后翻阅，且每次只看几页，像怕惊扰一场不敢惊醒的梦。
日记停在1980年3月。最后一页写着：
【三月十七日 晴
小年今日满月，抱在怀里轻得像一团云。接生婆说他眉眼随我，可我总觉得他鼻子高挺，像极了……算了，不提也罢。
厂里新来了个调度员，姓陈，四十上下，话不多，但做事稳当。昨儿见我拎着米袋上楼，默默帮我扛到四楼。我没谢他，只把晾在阳台的两件旧衣收了回来。
这世道，人情薄如纸，恩义重如山。我贺晚勤担不起山，也不敢欠纸。】
贺时年盯着“像极了……算了，不提也罢”这九个字，心脏猛地一缩。母亲写到这里，笔尖重重一顿，墨点洇开，像一滴凝固的泪。她没写完，却比写完更惊心。“像极了”谁？那个和她一同返城的男人？那个档案被抹得干干净净的男人？而“厂里新来的调度员姓陈”，1980年3月，正是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产后虚弱，独自带婴，生活困顿，一个主动帮忙扛米袋的中年男人，是否就是那个“陈”？他有没有可能……就是父亲？
他迅速翻回前面几页。1980年1月，母亲写道：
【一月五日 阴
领了第一笔产假工资，八块六毛。买了半斤红糖，煮了碗鸡蛋水，自己喝了一碗，剩下半碗喂小年。他咂咂嘴，皱着小脸不肯喝，倒是把我的手指含在嘴里吮得紧紧的。这孩子，劲儿真大。
下午去厂里报到，人事科老张递来一张表，让我填家属栏。我填了“无”。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盖了章。】
“家属栏”——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贺时年眼里。当年的人事制度严格，已婚女工需填写配偶姓名、单位、职务。母亲毫不犹豫填“无”，是法律意义上的未婚？还是……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一切可能的关联？
他又往前翻，1979年12月25日，返城后的第三天：
【十二月二十五日 雪
到家了。屋子冷得像冰窖，灶膛里灰烬早凉透。扫雪，生火，煮了一锅稀粥。隔壁王婶送来两个冻梨，说“晚勤啊，苦日子熬到头啦”。我点头，没说话。
下午收拾行李箱，翻出下乡时的搪瓷缸，缸底刻着两个字：卫国。
我用砂纸磨了半宿，直到那两个字彻底不见。手破了，血混着黑灰，流进缸沿的豁口里。】
“卫国”。一个名字。一个被母亲亲手磨去的名字。砂纸磨掉的岂止是两个字？那是她试图擦去的一段过往，一种身份，一个活生生的人。可为什么偏偏留下“卫国”二字？为什么不是直接扔掉？为什么要亲自动手，用那么狠的力气，磨到手破流血？那豁口里的血，是恨？是痛？还是……某种无法割舍的烙印？
贺时年喉结滚动，突然起身，快步走进卧室，拉开床头柜最深的暗格。那里静静躺着一只褪色的红布包，是他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从未打开过。布包用一根蓝布绳系着，打了死结。他抽出随身的小刀，小心挑开绳结，布包散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片——不是信，是十几张不同年份的车票存根。
他一张张摊开在台灯下。
1978年6月12日，西宁县至宁海县，硬座；
1978年9月3日，宁海县至西宁县，硬座；
1979年3月18日，西宁县至宁海县，硬座；
1979年7月22日，宁海县至西宁县，硬座；
……
最后一张，1979年12月15日，西宁县至宁海县，硬座。
往返七次。全部是短途，全部在知青返城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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