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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英雄辈出的时代 (2)(第4页/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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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疯狂之举?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苏氏掺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据说,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到台湾访问时,曾专门和苏雪林有过一场对话,并问苏为何对鲁迅如此激烈地攻击。苏答曰:“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陈并未提问苏是否爱过鲁迅,是否因爱而不得而转怨恨,苏氏突然神经质地说出此话,是在表白什么,还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陈漱渝没弄明白,其他人似乎也不甚清楚。当年落到鲁迅头上的“盐谷一案”总算洗刷明白了,苏雪林之对鲁迅的爱恨情仇,仍有待研究者深入狭窄的历史隧道探一个水落石出——这是题外话。

    那么,到底鲁迅为何对顾颉刚如此痛恨呢?

    按照研究者孙玉祥的最新发现,认为在“盐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传的“顾颉刚误认陈源之说”是一种误导,从陈、顾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按孙的说法:陈源乃留英博士,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因而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而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陈内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更厉害,可事实并不如此。于是,孙玉祥认为: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是因为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即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按孙氏的推理,这一结论除了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一个直接证据,这便是顾颉刚之女顾潮撰写的传记文学《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书中写道:“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顾潮的解释是:由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海龟”们的相互撕咬纠缠,使并未出国放洋的本土学者顾颉刚夹在中间颇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随着两派激烈交锋斗法,顾最终倒向了胡适阵营,成为鲁迅笔下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鲁迅与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结怨后,顾又以“盐谷一案”卷了进来。顾潮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结了怨。”

    正是根据顾潮这段记载,孙玉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子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唧唧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孙氏之推理可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细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处。其一,孙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顾潮所言,而从顾潮所写的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诸如顾颉刚《自传》、日记,或其它相关的证据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说。显然,作为1946年出生的顾潮是不会比当时人对“盐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准确的。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1936年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有“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小人张凤举之言……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之语,这就是说,此事与顾颉刚无涉,事情坏在“小人张凤举”之手。面对这份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深感绕不过去的孙玉祥作了如此辩解:“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顾颉刚的后人“不领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误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非要说胡氏列举了“小人张凤举”就是为了掩护顾颉刚,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在证据上仍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他为掩护顾颉刚而不弄别人,却偏凭空造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做靶子,恐怕胡适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啼笑皆非”的吧。

    [33]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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