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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 第三章小镇故事多 (2)(第1/4页)
出版。
[14、15]傅斯年《我对萧伯纳的看法》，载台北《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
萧伯纳（GeorgeBernrdShw，1856—1950），戏剧家、评论家兼热心的社会主义者。
除了政治观念上对萧氏大加反感，傅斯年还认为萧伯纳的戏剧充斥着虚伪与陈词滥调。这个滥调是“莎士比亚戏中的丑角（Fool），或应云‘戏子’，因与中国之丑角大不相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子是这样的：用极傻的姿态，和表面极傻的语言，说极幽默，极其富于批评意义的话。萧伯纳自命不凡，他说‘也许莎士比亚比我高些，但我站在他的肩膀上’，这话的道理，假如文艺进步如科学一般，后来居上；然而并不如此。他和莎士比亚确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莎士比亚袋中的人物‘戏子’，多嘴多舌的很有趣味而已。莎氏的戏剧气象万千，他只得其一曲而已。托尔斯泰批评莎氏，谓他的艺术无人生热诚，仿佛‘性命无安顿处’，这话自有道理，奈何萧伯纳以一曲之才而要‘蚍蜉撼大树’”？萧伯纳自称他在思想上受巴特尔（Smuelburler）的影响，但傅斯年认为萧对于巴特尔只是一味地剽窃而已，并且是亦步亦趋，“即如巴特尔发了奇想，‘考证’出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个希腊女人，萧伯纳也就是‘考证’莎士比亚短诗的暗色女人是谁。（但）二人有个大不同。巴特尔文字隽美，思想深入，生前几乎无人读他的书”，而萧伯纳却正相反（《我对萧伯纳的看法》）。
[16]程沧波《记傅孟真》，载台北《新闻天地》，第156期。
[17]原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转引《傅斯年传》，304页，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8]李约瑟来李庄之时，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国内与国际的大气候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载1943年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文中可以相见：
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
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
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
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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