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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想告诉一个人的，告诉那个人然后得到对方的理解，得到对方打心眼儿里的认可。

    比如，如果现在可以去想象这个人的话，可不可以是章澈呢？章澈会不会能够理解她？

    她已经过了那个一昧猜测的年龄，知道如若要确定一个人是否合适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实际去接触对方，在接触中了解对方。让对方猜，亦或自己猜对方，都是浪费时间。然而她又还是她自己，对待感情从来都郑重认真，心念一起，就走向长情，越没有玩玩的心态，越是重视自己每一次在对方面前的表现。如果要和章澈说，要怎么说呢？要如何说起这些严肃的话题，才让章澈不厌烦，有让自己能够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

    她不想和章澈说对方不愿意听的话，对方既没有道德义务，也不欠自己任何东西，是自己想。

    有时候觉得很多话可以和章澈说，有的时候又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想让章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让章澈明白自己，然后让章澈去判断是否要喜欢自己，要容许自己留下，留在什么样的范围，要——

    停停停。不要想这么多，因为现在不需要这么多。现在没有这么多。想得多，只是折磨自己。要顺其自然，gowiththeflow……

    其实她不喜欢这句话。她比较相信《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相信自己要奋力划桨，那样即便被冲回生命的往昔，也不觉得后悔。如果什么都不做，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就像生养儿女而儿女不成器一样，怨不得任何人，那种感觉她不要。

    上一次在咖啡店偶遇，真是十万分美好的事情。然而那天天南地北说的这一切，都是对于世界很表层的看法，说不上多认真严肃。只是今天这些想法，对于别人而言，到底是思考的精华，还是垃圾，还是知道但又怎么样的“真理”？

    有位她崇拜的咨询老师说过，在人际沟通中，有时候真理与废话无异。诚哉斯言。她想和章澈有更深的交流，但不知道这深刻交流应该发生在哪里。人们有的时候总是要经过很长的准备——无论是心理上做足建设还是某块大脑足够放松——才会说出他们真的想说的话，好像不一路垫到那个位置，就没办法站在那样的当下说这样的话。比如那天孔怡，吃着牛排的时候，先是骂了半天她爹和叔叔伯伯姑姑们的陈年旧账（这些话她早就听过，当年事发的时候还是过节，节没过完孔怡就拉着她出来玩开始倾诉了），然后才开始说她爹是如何在这件事上不靠谱，年纪一把了为了女人还是这么容易上头：她嗯嗯啊啊只是应，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

    不然怎么办，难道不要爹了？

    直到后来她忽然想起上孔怡车的时候没说完的话头，问，小邓人呢？

    孔怡的女朋友一般都和她一道出现，一起吃饭，作为孔怡的亲密伴侣，也喜欢祁越这个存在。甚至在孔怡的所有朋友中，只喜欢祁越一个。孔怡对此评论道，首先祁越不能单纯用朋友两个字来概括，祁越是祁越，剩下的朋友是朋友；其次，她很为此骄傲。

    然而那天没有看见小邓。问孔怡，孔怡只是说加班。然后继续骂爹。她说“哦”，但也敏锐地看见了孔怡眼角快速划过的一丝躲闪和落寞。要等到最后，两人一到走出去停车场的路上，孔怡才借着和她并肩走、大概不会被她看见太多表情的位置，说前几天自己和小邓吵了一架，自己喝了酒，心情不好也不听劝，有些肢体冲突，于是小吵变成大吵。

    “她要是找你，你帮我劝劝她。”她说好。

    其实她知道孔怡最想找自己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没有别的麻烦临时搅扰，这件事她们会说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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