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理念相对，素来势同水火，却能时时研究对方的著作，其中度量比他不知高了多少。或许他疑惑的问题，老师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也说不定。
理非虚悬，必见于用，“利”为“公利”，循理之利即义——吕本中精心提笔，墨汁晕染纸面，一篇《国家之利》畅然越于纸上。
赵官家的五年计划想要成功实施，理论上的支持必不可少，否则各大学派各执一词，只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学术辩论当中，反而将实务放到一边。所以自从官家提出此计划开始，吕本中便在准备理论武器，在他看来一场京师论战避无可避，不如提前做好准备。
胜算？只要官家有魄力，他吕本中就有绝对的胜算。
当赵芫召见中枢五名理学大家一同会面时，唯有吕本中是当场提出的具体理论。一看就提前不知多久做好了准备。其余几位大家倒也不是没有相应的理论，但都不像吕本中一样，直接搔到赵官家痒处。不由纷纷对吕相公投来‘你小子偷偷地来啊’的怪异目光。
吕相公老神在在地摸胡子，笑，机会从来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赵芫将手里这篇《国家之利》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不得不赞叹读书人的脑子真用在正道上，那是真的好使。她只是提出了政策目标，他们就已经编撰出了一套施政逻辑，将为什么要施政的内外缘由和天地道理仁义体质完美结合。
总结文章大意，国家之利在于体用合一。
第一点，阐明了‘利’和‘义’的关系，“利”为“公利”，循理之利即仁义。国家之利：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是“义”。民生之利：改善万万百姓之生计是“仁”。
第二点，“理非虚悬，必见于用”，治国时“仁”不仅是道德理想，更需落实为均田减赋、水利兴修等政策。治军时，倡导忠义当为战术创新、边塞屯田等实际措施。
第三点，“知行互证，经世为学”，做学问的人，应知行并进、经世致用。如农学家须亲耕方知稼穑之理，将领需实战方能悟兵法之妙。
第四点，君子六艺之上，更应增设六科，经义、兵法、农工、医算、律令、外交。杜绝滥竽充数、空谈仁义者入朝为官。
第五点……
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而且来的太是时候！当然，单独放在她的书案上起到的作用是单项的，必须要让这篇理学大作传遍天下，才能引出问题的根子——大宋文人的思想分歧。但就这篇文章问世，赵芫就对吕相公有信心，让他出去打，啊不，出去搞定那些空口白牙反对改革的大儒们。
要是搞不定也没关系，只要有理论依托，辅助开展实际工作，她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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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以时日，天下不论是读书人还是老百姓，都会亲眼*见证什么叫实践出真知。
治国，也是需要实践的。光靠理想，终究只是理所当然的想象。
杨时今年来一直在福建周围进行讲学，旨在发扬洛学学说，多年来颇有成果，东南等地的州城逐渐成为了他主导的洛学根据地，并在宣武皇帝赵芫登基后快速辐射向周边地区。
在家国立场上，他和朝廷抗金的主张一致，在学术上，他师承二程，强调“理一分殊”、“穷极格物”，和当今官家的理念也颇为合拍。可以说赵芫登基对于东南的道南洛学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论她有没有出手扶持道南学说。
原本杨时对现今的朝廷大体上是很满意的，比起当初宣和皇帝重用六贼可好太多了。但没想到才三年时间，颇受重用的宰执李纲就被贬斥出东京城，他和李纲时常有书信往来，两人的理念十分相近。李纲的失意，令远在东南的杨大儒品出了一丝不详的意味，朝廷内一定正在发生某种重大的变故。
他这一生，唯有一个理想——使用自己的学说治理大宋，辅助大宋走向更好的道路。要做到这点，必要时时刻刻关注朝廷的风向。这关系着科举为官的洛学学子们是否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关系着他的理念能否实施。
官家登基时广邀百家学说入京，他的关门弟子罗从彦虽然慢了一步，没能让门人弟子参加当年临时增办的科举考试，但好歹还是千里迢迢赶到了东京城，入驻中央科学院，在科学院有了一席之地。朝廷中也有李纲等同道中人开路，想道南学生在宣武四年的科举办完后，一定能在朝廷中占据不少席位。
“父亲，这两日您的胃口不好，是否要请府医来瞧瞧。”女婿陈渊一边地帮忙整理文稿，一边关切老丈人的身体状态。老丈人可是已年过古稀，时刻都得注意健康问题。
杨时面前摆着一折信纸，已经反复观看了三日时间，陈渊纳闷，“您一直在看罗师兄的来信，东京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
“当今官家召见了理学各派的儒士，他在其中。”
陈渊这回没敢插嘴，听起来这本该是件好事，但岳丈的态度说明事情走向对他们不利啊。
杨时的眼皮耷拉着，长须垂在胸前，慢慢捋着，像个坐道的仙人，叫人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官家向他问道，仲素答治人以‘反身而诚’，治事以‘理一分殊’，治国以儒释道三教合一，儒为本位。”
“师兄答的好，‘反身而诚’，意为内心修养与外在实践需融汇贯通。‘理一分殊’，意为天理普遍存在，但具体事物各有其理。都与官家理念相合啊。”陈渊眼睛一亮，不明白岳丈为什么反而不高兴。
“他答的好，却不如另一人答的更好。”杨时阖上眼皮，从信纸下取出附加的文章，其中内容他早就熟记于心，淡淡地赞道，“好一篇《国家之利》，好一个吕本中。”
吕本中，游酢师叔的高徒？陈渊接过文章，仔细观看。
只是一目三行，便叫他忍不住眉头紧蹙起来，怨道：“这是在诡辩！看似以理学为依托，实际上通篇以利治国治事治人。治理天下当以义为先，先知而后行，只有思想中正，才能顺而改变现实。而这篇文章本意却是先行后知，实在本末倒置，荒谬至极。”
他不禁急了，连忙发问：“父亲，官家不会看中了这篇诡辩文章吧！”
用不着杨时告诉他，他也知道了结果。杨时都观摩《国家之利》整整三日了。
“吕本中聪明就聪明在，他能迎合上意。我观官家登基后所为，皆重实务大于心迹，五年计划更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官家贬斥李相公，任用郭次仲，同样也需要吕本中这样的人为朝廷政策辩经。此文章正投了官家所好。”杨时淡然地评断，道，“他现在，是在走王安石的老路啊。”
第144章 顺天学会
苏州，吕芸在此地担任州府推官已有数月之余，与本地其他推官不同的是，她每日处理完公务后，都要下乡微服私访百姓的生活状况。官家说过，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和百姓站在一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地父母。所以她很认真的，去看去体会百姓日常的快乐和辛苦，去察觉百姓喜闻乐见什么，厌憎恐惧什么，力求脚踏实地当好父母官。
眼见吕芸又带着侍从骑着毛驴出城去，府衙里围坐在花园里喝茶读词的另外五六名府推官互相眨眨眼睛，露出讥讽的神情，“瞧她，又微服私访去了。一介小小推官，当自己是钦差大臣了？”
“科学院出身的粗鲁匹夫，还是女流之身，四书五经都不知读熟了没，真不明白官家怎么会派这种人来苏州。”
“恐怕就是因为易安居士和吕推官这种人在，现在世家豪绅喜欢送儿子女儿一起进书院读书，圣贤之地都被污秽了。幸好咱们在宣和年间中的进士，否则就得和后生们一样，委委屈屈的与一群女人坐在考场上竞争，颜面尽失。”
“说起来，你们知道道南大儒杨相公已经启程前往东京城的事吗？”
“嚯，是因为吕大儒那篇《国家之利》吧！杨大儒退隐多年，只在东南讲学，此次却大张旗鼓出山，恐怕学界要出大事。”
骑上小毛驴带着随从慢慢走远的吕芸听着身后的议论声音逐渐消失，心中郁气堵成一团，就是这些人，尸位素餐，空谈治国，却从不食人间烟火。时至如今，还不知悔改。官家要治的冗员，必定有这些人的一份！
她一定要做出成绩来，一定要站到这些庸碌之辈的头顶，唯有这样才能帮助官家清扫国之虫豸！
吴俞匆匆从殿外而来，躬身在赵芫耳边说道：“官家，道南杨大儒派人给吕本中送了拜帖，邀请他于两个月后在顺天门进行论道。吕相公应下了。”
论道也就是惺惺相惜的思想家文人之间坐在一起讨论天地人的道理，但杨时这场‘论道’的目的恐怕不是‘论’，而是‘辩’吧。
“意料之中的事。”赵芫冷笑，若想为自己的学说使劲争出头来，一是著书得到皇帝和朝廷的重视，二则是通过大儒之间学辩名扬四海，这样即使在朝廷一时被冷落，也能得到众多士子的追捧，以待翻身的时机。读书人的弯弯绕绕多的很，一旦被绕进去了，就遭了。
你有张良计我也有过墙梯，赵芫将提前写好的帖子拿出来交给吴俞，“既然是学会，怎么能少了民生之本学，国安之本学？将朕的帖子送到农家陈旉和韩世忠梁红玉的家中，就说朕邀请他们一同参与百年难得一遇的顺天学会。”
两个月的的时间并非杨时留给吕本中的准本时间，而是留给天下学子赶赴东京城的时间。
既然他们要把这场辩论办得轰轰烈烈，赵芫就帮他们添一把柴火，大宋几大官方报纸开始大肆渲染报道此次学会，宣称当世大儒皆要登场讲学。
顺天学会，道学盛事空前！龟山先生杨公时，洛学南传之砥柱，携《龟山集》抵京师，以天理纲常铸社稷铁骨。廌山先生吕公本中，《国家之利》著述新政，以士农兵商之实务强国富民。农学大家陈旉，《农书》三卷教万民之生计根本
知行之先后，义利之轻重，如何取舍？此番知行义利之辩，非止口舌争锋，实乃华夏思想精华之汇论。
此辩犹泾渭争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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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自分。然智者当见，实若江河竞奔，共赴沧海
随着报纸的发行，顺天学会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迅速引爆各地文人学子之间的议论声浪，有财力和闲暇的人不远万里也要赶赴京师，只为围观这场世纪论道。
连时刻关注着大宋动向的金国朝廷也十分重视此次顺天学会，派遣了包括完颜勖在内的使臣团南下前往东京城，因为现在的金人自诩文明，这样的学术盛会他们当然不可以缺席。除了金国新派来的使臣，论道时，诸国留在东京城的使者们都打定主意一定要前往观看，届时把内容记录下来传回国内。
就连内部乱成一团，忙着内战忙着抗金的西夏，也有使臣来参与这场盛会。文明的辐射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进行着。
在抵达东京城的这段时间里，七十五岁的杨时并非坐在家里闲着，而是逐一接见了道南学派在京师的门人学生，并且通过罗从彦找关系和新上任的宰执郭次仲见上了面。
郭孝友作为晚辈，见的又是学术界大拿，于是并没有拿捏宰执的架子，恭敬地拱手见礼。杨时见郭孝友这般态度，心里便摸到了底，亲和地说道：“郭氏乃江南西路遂川望族，和我江南东路两路同属洛学范畴，老朽与郭相公应也有共通的理念，并非对立之势。
此次在顺天门举行论道学会，也不是我道南学派对新政有所不满。而仅仅是在认真探讨新政的具体理念。”
“官家讲究格物，老朽甚为赞同，天地万物皆有其不同的道理，每一种道理都需要遵循，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
听到没小子，老夫的学派不反对新政，我们支持新政！我们也不空谈，我们也有实务论！
郭孝友微笑称是，赞了一波杨大儒的观点，然后问了句：“不知先生如何平衡义利？”
“以修心制利欲，天下人都端正自己的德行，污秽自除。”杨时知道这是郭孝友在试探自己，但不得不提出中心观点，即使在学会上，他也是得提出来的，“春秋战国至今，诸多裂土之乱，民不聊生，皆源自利欲。若掌管权势者率先逐利，那么利欲之风上行下效，就会滋生贩卖国家百姓的恶行。
商人重利轻国家，老朽在江南观察，经商风气盛行，上至知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一切向铜钱看齐，我们对私欲的重视已经到了威胁道德底线的地步，不能再放纵其发展下去。”
“为什么金人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子民，俘虏我们的皇帝时，许多中枢的官员仍宁投降不死战？为什么江南豪强们不愿意出资支持朝廷北伐？其中原因，皆在一个‘利’字。
为商者心中的私利凌驾在家国、黎民之上，只不过尚且不能宣之于众，于是以议和为藉口。可若连官家也主张以利为先，那么曾经不敢宣之于众的人性之恶，就会正大光明地行走在天地间。届时，投敌卖国、迫害庶民亦能称为美德。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是以，老朽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正人心，倡仁义。”
“杨相公可看了《国家之利》？”郭孝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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