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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文化特征：晋国晚期社会的全景展示

    古城遗址的布局规制：遗址分布面积约50余平方千米，囊括平望、牛村、台神、马庄、呈王等古城址，形成“五城连珠”的都城格局。

    其中，牛村古城为晋国晚期都城的核心，平面呈方形，城墙夯土版筑，显示高度组织化的城市建设。

    铸铜遗址的工艺传承：上马墓地附近发现大面积铸铜作坊，出土陶范、熔炉、铜渣等遗物，证明晋国晚期仍保持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

    陶范纹饰包括兽面纹、夔龙纹，与曲村-天马遗址的青铜器风格一脉相承。

    盟誓遗址的文字实证：1965年，在程王路宗庙建筑基址发现1000余件“侯马盟书”，以朱书玉片为主，内容涉及主盟人“赵孟”与诸侯、卿大夫的盟誓条款，反映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争权的政治生态。

    祭祀遗址的宗教实践：庙寝遗址发现大量牺牲骨骸，包括牛、羊、猪等，证明晋国晚期仍遵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

    祭祀坑的排列规整，显示宗教仪式的程式化。

    学术价值：晋国社会转型的微观模型

    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春秋晚期晋国从“霸主”到“三家分晋”的转型过程。

    其古城布局、盟誓文书与祭祀实践，为研究晋国晚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变迁提供了实物证据。

    尤其是“侯马盟书”的发现，将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从文献记载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场景。

    三、两处遗址的共性与区域影响

    时间轴线的互补性

    曲村-天马遗址代表西周早期晋国的都城阶段，侯马晋国遗址则体现春秋晚期晋国的政治中心地位。

    二者共同构建了晋国从立国到衰亡的完整历史链条，填补了晋文化研究的空白。

    空间布局的延续性

    曲村-天马遗址位于晋南盆地北部，侯马晋国遗址则位于盆地南部，二者均依托汾河与浍河的交通要道，显示晋国都城选址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策略。

    文化传统的传承性

    从曲村-天马遗址的西周礼器到侯马晋国遗址的春秋盟书，晋文化的核心要素（如青铜铸造、盟誓制度、祭祀传统）得以延续，证明晋国在两百余年间保持了文化认同的稳定性。

    结语：晋文化基因的双螺旋结构

    曲村-天马遗址与侯马晋国遗址，如同晋文化的双螺旋结构，分别承载着西周早期与春秋晚期的历史记忆。

    前者以晋侯墓地的完整性重构了晋国早期历史，后者以盟誓遗址的实物性揭示了晋国晚期政治生态。

    作为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代表，这两处遗址不仅是考古学的宝库，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见证。

    在未来的保护与研究中，它们将继续为重构晋国史、解读华夏文明提供关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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