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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也就没有再继续谈下去的必要。
魏明成所谓团结、所谓政治，都是一通屁话。
他这些观点无非代表了郎国栋，替郎国栋发声罢了。
正常的程序，贺时年应该再继续去找郎国栋。
但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因为哪怕去找了，贺时年也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回到办公室，贺时年看着郑开河留下的那个文旅扶持资金划拨建议，做出了批示。
“关于此资金的分配方案，违背州委扶贫和攻坚脱贫相关文件精神，原则上不予通过。......
贺时年站在窗前，指间夹着的烟早已燃尽，灰烬垂落，他却浑然未觉。窗外夜色浓稠如墨，远处几盏孤灯在寒风中微微摇曳，像极了二十年前宁海县老纺织厂宿舍楼里那些昏黄的路灯——每逢冬夜，母亲总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在灯下缝补他的校服，针脚细密，线头从不外露。他记得自己曾问过：“妈，我爸长什么样？”母亲手一顿，剪刀停在半空，剪尖轻轻抵住布面，发出细微的“咔”一声响。她没抬头，只说：“你爸啊……走得太早，我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语气平静，可那晚，贺时年听见她关上房门后，在隔壁屋里低低地咳了许久，不是病咳，是那种压抑着、把声音全吞回去的闷咳，像一块烧红的炭被裹进湿毛巾里，嘶哑又滚烫。
他掐灭烟，转身拉开书柜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只褪了漆的铁皮饼干盒，盒盖边缘锈迹斑斑，锁扣早已松动。他掀开盖子，一股陈年纸张与樟脑丸混杂的气息扑面而来。盒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三本泛黄的笔记本，封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常见的硬壳蓝布面，边角卷曲，其中一本扉页上用钢笔写着“贺晚勤 1983.3”，字迹清瘦端正，带着一种近乎倔强的工整。这是母亲的日记本——他从未翻看过，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怕看见些自己承受不住的东西，怕那些字句一旦入眼，便再也无法假装岁月安稳。
他抽出最上面一本，翻开第一页。纸页脆得几乎要裂开，第一行字是：“今天厂里开了大会，传达省里关于压缩编制的通知。王主任说，这次精简，重点是后勤和宣传口。我分在政工科，负责整理历年先进典型材料……”后面是几行关于某位劳模事迹的摘录，语调平实，不带情绪。贺时年指尖缓缓向下挪，翻过十几页，才见一行字斜斜插在纸页空白处，墨色稍淡，像是写完正事之后，随手补上的：“小年发烧到三十九度五，校医说再烧下去怕抽筋。我没请假，让邻居李婶照看两小时。回来时他睡着了，枕边放着半块冰糖，说是留给我吃的。”
贺时年喉结滚动了一下，指甲无意识掐进掌心。
再往后翻，日期跳到了1985年冬。那一页纸被水洇过，字迹晕开成一片浅褐色的雾：“雪下得太大，公交停运。步行去厂里，摔了一跤，右膝肿了。中午食堂打饭，张师傅多给了我一勺肉末。我没推辞。不是穷得吃不起，是怕别人觉得我矫情——一个寡妇，领着孩子，又不是烈士家属，凭什么特殊？”
他翻得越来越慢。日记里没有哭诉，没有怨怼，甚至极少提及“他”——那个从未露面的父亲。只有零星几次，在记完车间产量或孩子考试分数后，用极小的字挤在页脚：“今天又梦见他穿那件灰呢子大衣，站在厂门口等我下班。醒来发现枕头湿了。不是泪，是汗。太热了。”
贺时年合上本子，手指微微发颤。他忽然想起彭亮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当时和你母亲一起返程的，有另外一个男人”。返程？1979年12月，知青返城潮正汹涌。宁海县地处沿海，当年知青点分散在渔村、盐场、林场，返程需经县办统一调度，坐绿皮火车，走水路换陆路，耗时三四天。若真有一名男子同行，必有登记、有车票、有同行知青作证。可档案空白，人迹杳然。除非……那人根本没走宁海县的返程通道。
他猛地起身，抓起外套冲出门去。凌晨一点十七分，文华州城主干道空寂无人，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又缩得很短。他驱车直奔市档案馆——那里存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各县知青办原始台账的微缩胶片备份。值班员老周是他大学同学的姐夫，素来熟络。贺时年敲开值班室门时，老周正捧着搪瓷缸子喝枸杞茶，眼皮耷拉着：“老弟，这会儿来？查啥急事？”
“宁海县，1979年12月，返城知青花名册。”
老周揉了揉眼睛，嘟囔着：“这都快四十五年了……胶片库在B区三号架，自己找去吧。我给你开灯。”
贺时年钻进幽暗的胶片阅览室，戴上白手套，调出编号NH-7912的胶片盒。显影灯下，一张张泛黄的表格缓慢转动：姓名、性别、年龄、原籍、下乡地点、返程日期、乘车班次……他逐行扫过，目光如刀刮过纸面。前三页全是女性知青，名字后面跟着“未婚”“已婚”“离异”字样。第四页开始出现男性，但多为本地招工返城或病退者。他屏住呼吸，指尖停在第十二行——“贺晚勤，女，24岁，宁海县东山公社知青点，返程日期：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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