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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张弘范将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张弘范乃强迫就范。文天祥答应后，写下了著名的篇章《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张弘范读毕，暗自摇了摇头，只好作罢。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诱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梦炎以“现身说法”劝降，未果。为对文施压，元朝廷将他囚禁在阴暗潮湿、老鼠横行、臭气熏天的牢房里。面对非人的磨难，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浩然正气，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抒发了他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悲壮情怀。

    临刑前几天，元世祖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并许以丞相的高位，这是13世纪远东大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关于见面的地点，有人说是在土牢，《宋史》说是在皇宫，尚有可考处。无疑义的是，文天祥没有因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

    《南渡北归》 第四章?山下旌旗在望 (2)(第3/4页)

    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

    回到牢狱后，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乃写两首绝命诗交给3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弘毅。张是文的同窗，在文押解途中自请随行，3年中一直负责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因而又称“衣带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斩。次日，其妻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篇遂成为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氏本人也因他的光辉形象和壮烈诗篇而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35]《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6]当日本军方拼全力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时，傅斯年在重庆1944年7月9日《大公报》发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对抗战形势和日本的战略战术作了预测。这是抗战期间傅氏本人最优秀，也最为切中要害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文章。就整个抗战八年而言，在所有发表的军事战略文章中，傅氏此文仍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佳作名篇之一，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必胜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对中国军事战略部署和用兵方略具有十分明晰、现实的指导意义。傅文开篇便单刀直入地称：

    “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事，自鸣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运命是落日的运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亡。”

    傅斯年说这一段虽是笑话，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是日本在自觉毫无办法的情形中进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于日本是个天赋薄弱的国家，因而像德国当年之大规模的闪电战，美国已经兴起的海军新战术，都是他担负不起的。日本要实现“大东亚”之梦，采取的战略是：上策打败美国；中策不为美国打败；下策即是对付中国。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战中国而败，其下场自不必说；若战中国而胜，他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两面作战，日本陆海军消耗极大，“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挑衅。其目的是显然为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以便争取到更大的主动和本钱。此计在傅斯年看来，全是妄想。因为就战争形势论，日军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进展到如此地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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